2019年12月09日 第A3版：采訪實錄
“習書記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上）
—— 習 近 平 在 福 州 （一）
作者：采訪組：邱然 陳思 黃珊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15928
編者按
從今日起，本報連載采訪實錄《習近平在福州》。此前，本報已陸續刊發《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習近平在正定》《習近平在廈門》《習近平在寧德》。《習近平在福州》是記錄習近平總書記成長歷程的系列采訪實錄的第五部。
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從閩東的寧德地委書記調任省會城市福州的市委書記，在這里工作了整整六年。他在廣泛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對福州發展作出頂層設計，主持編制被稱為“3820”工程的《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并堅持不懈抓好實施。他堅持“請進來”“走出去”，堅持“以僑引僑、以僑引臺”，狠抓招商引資，著力建設“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海上福州”“國際化大都市”，推動福州實現跨越式發展。他保護城市文脈，推動舊城改造，抗擊臺風洪水，持續關注民生，創設“下基層接訪”制度，倡導“馬上就辦”“真抓實干”作風，強化機關效能，使福州煥發蓬勃生機活力。
這組采訪實錄，生動還原了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間著眼長遠、胸懷全局的戰略思維，大刀闊斧、科學決策的改革思路，腳踏實地、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誠情懷。歷史記錄著福州的滄桑巨變，也記錄著習近平同志開拓擔當、執政為民的領導風范。敬請廣大讀者關注這組采訪實錄。
采訪對象：梁建勇，1959年9月生，山西陽城人（福建長樂出生）。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支前辦主任；1995年4月起任臺江區區長、區委書記；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長、保稅區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正廳級）；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2014年8月任龍巖市委書記；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長、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現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采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采訪日期：2019年6月4日下午、6月5日上午、7月1日上午
采訪地點：福建省委大院
采訪組：梁部長，您好！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市委書記期間，您也在福州市任職，你們一定有不少接觸，請您講一講他帶給您的最初印象吧。
梁建勇：最初與習近平同志相識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也就是他到寧德工作以后。當時，我在省直機關工作，到寧德去過幾次，在開會、調研當中與他有過幾次接觸，但我們之間交流不多，對他沒有很深的了解。1990年，習書記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和他開始有了比較多的接觸。
習書記熱情好客，他剛來福州時，周末或晚上有時會叫一些年輕同志到他的臨時住處聊天，了解一些福州的情況和掌故風情。我們省直機關的年輕人也很愿意去叨擾他。習書記當時30多歲，平易近人，很健談，也很有親和力，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是一種享受，大家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樣，一點兒也沒有跟領導談話的感覺。習書記的知識面非常寬廣，有時談他過去的經歷，有時談他喜歡讀的書，在交流中不經意間就流露出淵博的學識，所以大家聊起來非常愉快。
習書記平時堅持鍛煉身體，他通常工作到晚上九十點，然后就到省體工隊游泳池去游泳，我們經常會在那里碰到。等運動員結束訓練散場了，我們就進去游一個小時，每次進去時，游泳池水還在不停地涌動。那個年代的游泳池非常簡陋，但習書記只要不出差、不下基層，基本每天忙完工作都會堅持去，持續有三四年的時間。為了省電，習書記要求我們游泳的時候只留一盞燈，能模模糊糊看見就行，因此整個游泳池都很昏暗。他每次都自帶浴巾、肥皂沖澡。我們在那里一般也喝不到茶水，有時口渴了就喝我們自己帶去的瓶裝水。
現在，那個游泳池早已拆掉了，但那個毫不起眼、簡陋的場所至今仍承載著我很多美好的回憶。那個游泳池是運動員訓練場地，池邊沒有提供休息的躺椅，因此我們游上幾個來回，累了就扶著游泳池的邊休息一會兒，這時我和習書記就會聊上一會兒。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有很多交流。一方面，他會和我們談一些基層的事情，比如群眾關心的民生問題、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他對社會上一些新生事物非常感興趣，也很了解。他還會談起他讀的書。通過談話，我發現他對這些書并不是一般性泛泛地看，而是帶著思考有研究地讀，包括他對作者的了解、對內容的解讀很到位，讀后的感想也十分深刻，他都會與我們分享。習書記酷愛讀書，涉獵面非常廣，新書、舊書，國內的、國外的，哲學的、文學的，社科的、科技的書，他都看。他在哲學方面提得比較多的，一是黑格爾的哲學，《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等書他都有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資本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
文學方面，中國古典文學聊得不少。他喜歡的一些外國作家和作品，我也很喜歡。比如，俄國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列夫?托爾斯泰、阿?托爾斯泰等大文豪的著作。他對德國文學的興趣非常濃厚，多次講起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陰謀與愛情》。他還經常談起法國文學，像莫泊桑、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等著名作家的書他都精讀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外不同場合，不止一次講述過他的讀書故事，說他的最大愛好是讀書。2014年10月，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一口氣列了66個外國文藝家的名字，絕大多數是作家。根據我的了解，對這些文學大師的作品他確確實實領悟得很深刻、很透徹。
在聊天交流中，我發現他讀書非常深入、非常細致，把時代背景以及作者在故事中所想要表達的寓意解讀得很深刻，而且他博聞強記，《戰爭與和平》里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還會談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浮士德》在我來看是很難讀懂的書，但習書記很了解《浮士德》的時代背景，以及該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藝術特點，有時候他寥寥幾句話，就把一個問題講得很透徹，使我受益良多。
習書記經常會談一些他當年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西北黃土高原惡劣的環境、貧瘠的土地和昏暗的窯洞、善良樸實的鄉親們，在他的娓娓道來之中展現了一幅極有生活氣息的畫卷。在他的講述中，我能感受到青少年時代的他在那里經歷了多少艱難和困苦，包括扛糧包、吃生肉、跑幾十里山路借書這些事，他都講過。但他在回憶那段艱苦歲月的時候，我聽不到一絲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奮斗的豪情和他對父老鄉親的深厚感情。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書記之初，是如何開展調研的？他在日常工作當中開展調研有什么特點？
梁建勇：習書記的調研不僅限于上任之初，而是貫穿整個任職期間。習書記調研的頻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調研從來不是走過場、做樣子，而是注重實際效果，注重解決問題。一是，他每次下去帶的人不一定多，但人員配置很有針對性。他會根據地區的特點和之前掌握的一些情況，預先做好功課，在去之前就指向很明確，涉及哪個領域的，就帶相應部門的人去。二是，他專門去問題多的地方。當時，改革開放只有10多年時間，福建沿海的縣（市）面臨著很多特殊問題，比如走私、販私、偷私渡等，這些問題高發的地區，比如福清、長樂、連江、平潭這幾個縣（市），他都及時去調研，為他后面解決這些問題打下了良好基礎。
福建沿海偷私渡問題突出，有時代因素，也有歷史因素。改革開放初期，國門打開了，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再加上福清、長樂、連江、平潭這幾個縣（市）的華僑關系非常多，沿海地區出去也方便，很多人踏上一條船就出去了，而且規模也越來越大。另外，福建與臺灣隔水相望，所以也有不少私渡去臺灣的人。
鑒于偷私渡問題對國家形象和社會穩定的影響，習書記一上任就到這幾個偷私渡頻發的縣（市），針對焦點、難點問題開展調研、開現場會，并到各縣的港口、碼頭、邊防、哨所等地方檢查。在習書記任上，治理偷私渡工作正式列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工作。在他領導下，市委調動各個部門齊抓共管，認真開展調研摸底，對癥采取有效措施，推動各項工作穩妥落實，再加上制度保障，偷私渡頻發狀況得到有效遏制。從此以后，福州偷私渡問題得到根本好轉，很少再有這種事發生。
偷私渡問題相對來說比較具體，而整個城市的治理和經濟發展，則有賴于宏觀層面的把控。習書記對此也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先從基礎調研抓起。他剛來福州時，整個城市經濟實力還很弱，基礎設施落后。福州雖然是省會沿海城市，但一沒有高速公路，二沒有大型港口，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風也比較散漫。習書記在機關工作作風方面做了大量調研，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了解了真實情況。他首先致力于在福州市黨政機關營造一個“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優良軟環境。
1991年1月14日，習書記在這一天的《福州晚報》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一篇豆腐塊報道，內容大致講的是福州需要一本市民辦事指南。這篇報道引起他的高度重視，他馬上組織市委政研室等部門的同志研究市民辦事的各種流程和難點，在50個小時之內就編寫了一份《福州辦事指南》，并且第一時間在報紙上發布消息，以向群眾反饋。接下來，習書記召開市委工作會并作講話，要求機關干部對群眾的訴求給予充分重視，講求工作實效，少說空話，狠抓落實。這次工作會議3天之后，習書記又在馬尾的現場辦公會上提出，“要抓住那些群眾急需解決的問題”，群眾的事要“馬上就辦”。同時要抓為群眾辦事落實效果的督導工作，即使完成了，也要回頭看，通過督促檢查落實“真抓實干”。
機關一些干部中存在多年養成的惰性，需要一個克服過程。但習書記雷厲風行，大大縮短了作風轉變的時間。同時，他也不斷創造更好的硬件條件和制度條件，著力提高干部為群眾服務的效率。習書記對制度問題有很多思考。他提出，把為群眾辦事置于優先位置，在辦事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務人員的勞動也需要制度化、規范化。比如，你想提高一個地區的治安水平，解決的方法不能是讓警察每天加班不休息，今天通宵加班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休息一天？否則身體受不了，第二天的工作也做不好。搞突擊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長此以往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把制度建設跟上，以制度合理調配人力資源，這樣才能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福州當時搞了全國首個一條龍服務的“一棟樓辦公”，把各個機關單位的服務窗口集中在一棟大樓里，讓一系列手續可以在一個地方高效完成，讓群眾辦事少跑腿，大大提高了為群眾服務的效率。包括習書記后來到省里工作以后主持的“數字福建”建設，以及整合各個部門的投訴電話集中到“12345便民服務平臺”喊出“12345，有事找政府”，再上升為電子政務，這些都在制度和硬件層面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打出了一套提高機關辦事效率的組合拳，保障了“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可持續發展。
減負增效也是習書記對制度建設的一大貢獻。自始至終，習書記對基層都非常關心，當年他就提出減負要與增效相結合，把公務人員從一些無謂的低效勞動中解放出來，從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更多直接為經濟社會發展和為群眾服務的事情。
在習書記的嚴格要求之下，福州的機關服務效率得到明顯提高，社會經濟發展也駛入快車道。全市的生產總值在省會城市中排名從199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8位，進入全國先進行列。
所有這些成就，都是習書記通過最基礎的調查研究，一步一步將政策研究成果轉化為工作實際效果。今天我們講整頓作風的問題，講減負和增效相結合，講減負和創新相結合，講多到基層現場去，這些都和習書記當年的思想精髓相吻合。習書記當年還不斷向我們指出調查研究要多到困難多的地方，多看具體的事，“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直到今天，這些先進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仍是我們應該好好遵循的。
采訪組：“后院”和“角落”具體是指什么？
梁建勇：“后院”和“角落”就是那些沒有擺在明面上的事情。“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的調研辦法，與那些“走馬觀花”式的調研有很大區別。比如，他去調研的時候，對下面已經安排好的“成績展示”可能就不那么在意，他會去看一些很細節的地方，去尋找企業的困難點，問問企業發展中資金貸款、員工招聘等短板，看看農業生產的缺項，去群眾家里掀開鍋蓋看看吃的什么，慰問哨所官兵時把手伸到戰士被子里面看看潮不潮，等等。
關于“后院”，當年還發生了一個有趣的事。羅源、閩清、永泰三個縣，可以算是福州市類似于“后院”的地區。習書記曾經形象地把沿海的幾個縣比喻為足球場上的前鋒，把這幾個縣就比喻成后衛，希望他們保護生態要當好“后衛”。有一次開會發言的時候，這幾個縣的領導都發了言，其中一個縣的領導說：“習書記，我們是后衛，我們想當好后衛。不過，我們還想當一個全攻全守型的后衛，當一個能進球的后衛！”此言一出，會場笑聲連連，習書記也很高興，對此表示贊賞。
采訪組：在福州戰略構想形成過程中，習近平同志的整體規劃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梁建勇：習書記在福州擔任市委書記的幾年當中，他的整個決策都貫穿著一種審時度勢的大局觀。這是我們都很佩服習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任何具體事情，習書記都可以放在大局里面通盤考慮。這是領導干部的格局問題，也是一種重要的領導素質。
1992年11月10日，習書記主持召開了一個政策咨詢調研會議。凡是習書記主持召開的會，大家都比較放得開，愿意敞開胸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的同志講了當時流行的“紅燈論”，習書記就此談了看法，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廣東和福建沿海開放地區流行一種論調：“遇到紅燈繞道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綠燈快快走。”這個論調大致意思是只要沒有嚴重違反原則，就可以大干快上，聽起來似乎也大差不差。這種思想逐漸流行開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演變成“黃燈趕快搶，紅燈也可以試著闖一闖”。對此，習書記嚴肅指出，我們不能搞這種“紅燈論”，我們都希望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加快地區發展速度，愿望都是好的，但違反中央原則的事情堅決不能做。希望大家不僅要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還要弄清楚“允許干什么”“應當怎么干”。習書記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他站在國家層面和戰略高度考慮問題的大局觀。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同時也要求大家站穩原則立場，與中央對標對表，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把“張弛有度”的原則把握得很好。他提倡“今日事今日畢”。我們跟他工作，并沒有什么無休止的“5+2”“白加黑”。遇到一些需要集中處理的工作，有時候也會晚上燈火通明，大家一起加班，但我們并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壓力。這是因為，在習書記這個層面，就有一個很合理的工作規劃，整個機關的協調性很好。我們工作上有時也會感到勞累，但并不覺得著急上火，因為事情都在有序辦理。反之，如果領導干部“想一出是一出”，拍腦袋就是一個主意，操作性又很差，工作人員辦起事來就會很惱火，就會承擔很多無形的壓力，最后工作效果也會打折扣。畢竟，誰能把不合理的決策合理地辦好呢？所以，領導干部主持工作，確實應該像習書記這樣，注重規劃，注重合理性和協調性，注意火候，掌握分寸，胸中有數，符合規律，這樣就可以理順工作流程，獲得良好效果。
習書記非常注意科學決策，在那個年代就有先進的決策理念。他曾說，現在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需要決策的事情越來越多，這就需要相應的決策支持手段，需要科學的決策方式，如果還是憑經驗辦事、靠傳統辦法決策，是不可能跟上時代要求，不可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這個論述，今天聽起來可能不覺得有什么稀奇，但習書記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講出這樣的話，確實很有前瞻性。
采訪組：請您介紹一下，在福州的總體規劃制定完成后，市里都開展了哪些重大項目建設？習近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幾年當中取得了哪些發展成果？
梁建勇：習書記卓越的大局觀對福州的總體規劃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多次在規劃會上提出，規劃是靈魂，是龍頭，是城市發展的動力。凡事都是“預則立，不預則廢”。由此，習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構想，主持制定了“3820工程”總體規劃，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發展規劃。今天，20多年過去了，我們仍可以說，他當年對福州的總體規劃既很科學又非常具有前瞻性，適應當時的發展需求，同時能夠有效對接未來發展。
在福建省委辦公廳主辦的《八閩快訊》1996年3月8日這一期增刊中，習書記重點論述了對福州市轉變發展方式的宏觀思考和基本思路。改革開放初期，在全國一片大干快上的氛圍中，習書記冷靜地分析指出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其中重點提到的環保問題、投入產出問題、發展質量問題、經濟結構問題、轉變增長方式問題，這些即使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有預見性的，他在文章里都提到了。很多問題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才逐漸引起人們重視，我們這幾年才開始逐步在講。此外，像高科技核心技術水平的提高、科學精細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產出的生產方式、著眼內涵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為了構建先進的產業結構，必須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關鍵性領域，習書記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這方面問題了。
習書記在抓發展的時候，很注意抓載體。福州是沿海開放城市，同時又有很多華僑、臺商資源，習書記因勢利導，重點推出三種類型的開發區模式：一是國辦開發區——福州（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二是僑辦開發區——福清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一個民辦開發區——鼓山福興投資區。習書記的大局觀和系統思維能力非常強，國家給一個發展平臺，他充分運用，締造了以國有經濟、外資經濟、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三個平臺，當時在全國這是有創新性的。
在“3820”工程引領下，幾個大項目開始上馬。當時習書記手上幾個重要項目中，一個就是長樂國際機場。福州原來只有一個軍用機場，也兼作民用，但這個機場規模較小，功能落后，天氣條件稍有變化就不能起飛了。習書記克服很多困難，使長樂機場建設成功上馬。機場建設的領導班子怎么定、錢怎么籌、怎么施工，都是習書記親自謀劃的，最終建起了這么一個很現代化的機場，到今天也不落伍，而且還留了比較充分的發展空間。當時提出要把福州建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要與國際發展接軌，需要建設一個大型國際機場。今天你們也能看到，福州的航班可以直飛美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東南亞地區等，對福州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沒有當年習書記的大手筆，我們現在不可能還可以做二期三期擴建。由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習書記當年超前的眼光和宏大的格局。
根據“3820”發展戰略，福州市還進一步加快高速公路、深水碼頭、電力能源等重點基礎設施建設，以適應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需要。閩江調水工程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工程的建設，不僅對福清市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對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建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長期以來，福清市備受干旱的困擾，為了解決水資源匱乏問題，福清市委、市政府提出調閩江水到福清的宏偉設想。經過多方論證和前期準備工作，這個設想終于付諸實施，并被列為省重點建設項目。工程的涵渠由主線路和3條支線組成，總長度111.87公里，其中隧洞53.55公里，各種管道41.94公里，渠道16.38公里，總投資達8.2億元。工程近期調水規模為每秒10立方米，年調水3億立方米；遠期調水規模為每秒15立方米，年調水4.5億立方米。
習書記多次親臨施工現場視察，察看施工進展情況，慰問施工人員，聽取工作匯報，及時解決問題，提出指導意見，推動工程不斷順利開展。在視察青圃嶺隧洞時，習書記還親自乘坐施工車進入洞內察看工程進展情況。在習書記大力支持下，閩江調水工程順利竣工。回過頭來看，當時做這項大工程是非常有遠見的，滿足了福清市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供水需求，提升了福清市的投資環境和生活環境，促進了福清市多項事業更快更好發展，進而拉動了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進一步發展。
在習書記手上，福州的電信樞紐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福州電信部門最早跟諾基亞、愛立信、富士通、摩托羅拉開展合作，習書記多次到福州電信調研。同時，福州港通過大規模建設，也躋身全國十大集裝箱碼頭之列。當時還建設了福州華能電廠、華東最大的水電站水口電站，有效地緩解了福州能源緊張的問題。
習書記在招商引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工作的時候，是福州引進臺資、外資企業最多的階段。比如冠捷電子、中華映管、東南汽車等等，都是在他手上到福州落戶的。民營企業除了福耀玻璃這樣的制造業，還有一個企業頗具戲劇性。當時，有幾名從一家知名電子企業走出來的年輕人，到習書記辦公室跟他匯報，說他們想在福州創業。習書記表示全力支持。他的態度使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發現新大陸了，因此后來給新組建的公司取名為“新大陸”。直到今天，這家企業發展得還不錯。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回福建視察的時候，還專門去看了這家企業。
習書記主持福州全面工作的5年，是福州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5年，以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長。福州在全國城市的排名快速提升，經濟總量在全省排第一名。福州原來的經濟規模是很小的，因為地處海防前線，國家沒有在這里布局重大項目。習書記來了之后，所制定的戰略規劃起到了引領作用，讓很多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福州全面推進，進而促進了福州經濟快速增長。
采訪組：您1992年初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時，兼任支前辦主任。請您講一講您到支前辦工作的過程。
梁建勇：我1992年初到福州市工作。當時，我已經在省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有到基層工作的愿望。我想，如果能到縣、區任職，接觸群眾多一點，給老百姓服務更直接一些，對自己鍛煉也更大一些。有一次，我跟習書記談起這件事，說：“如果有基層崗位需要我，我很愿意去福州市工作。”習書記聽后表示肯定。他說：“建勇，你這想法很好啊！”我當時以為可能會被安排到縣里或區里工作，因為省里有好幾個處長都去了縣區工作。后來到調動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兼支前辦主任。
1992年2月，組織部門找我談話，通知對我的任職安排。之后習書記找我談話，他對我說：“福建是海防前線，我們支前辦的工作主要是跟部隊打交道，負責為部隊提供后勤保障的相關協調，就等于部隊在地方的一個家。你在這個崗位上一定要好好為部隊服務，把相應的工作做好、做細、做實。”我當即表態說：“習書記，我服從組織安排，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為什么高度重視雙擁工作？他是如何看待雙擁工作的？
梁建勇：我過去對支前辦工作接觸比較少，了解比較籠統，想象中也就是完成每年安排的任務，為駐軍做一些服務、提供一些地方層面的便利。兼任支前辦主任后就發現，要按照習書記嚴格的工作要求和細致的工作部署做好工作，實際上是需要特別花力氣、下功夫，需要用心用情的。
我有我的崗位職責，自不必多說。習書記本身日常事務就非常繁忙，工作千頭萬緒，但他在支前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也是很多的。慢慢地，我在工作當中發現習書記大力支持支前工作，不僅是因為他職責所在，更是因為他對部隊的關愛和關心是發自內心的。他受父母和家庭的熏陶，他的同學、朋友很多都是軍人或軍屬，他自己也曾在軍委辦公廳工作過。所以，習書記對部隊的深厚情感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
當然，這一點我起先并沒有很多理解，但隨著工作的開展，看到習書記身體力行做支前工作，越來越感覺到他是發自內心地熱愛人民軍隊、支持國防建設。幾次市委商議決定一些與支前工作有關的事情，他都反復強調說：“部隊的事，是國之大事，也是不尋常的特事。既然部隊的事是特事，那就要特事特辦。”在習書記看來，鞏固國防、支持軍隊建設，是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雙擁工作制度建設方面有哪些貢獻？在具體工作上有哪些舉措？
梁建勇：1991年1月，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準，民政部和總政治部在福州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全國雙擁工作會議。從這以后連續七屆，福州都被評為雙擁模范城。福州能夠取得這樣的好成績，與習書記主持工作期間的工作制度建設和具體舉措是分不開的。這期間，福州市探索出了政策擁軍、物資擁軍、科技擁軍、服務擁軍等一系列長效機制，還出臺了《關于在農村全面開展義務兵養老保險工作的通知》《福州市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細則》等政策，以切實維護軍人的合法權益，保證各項優撫安置政策落到實處。這其中一些制度，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后來隨著社會發展進行過調整。還有相當一部分制度，可以長期指導福州的擁軍工作，就長期固定下來，直到今天還發揮著重要作用。
今天我們的經濟高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部隊的物資供應已經不存在什么問題了。但在當年，因為處在改革開放初期，部隊的物資供應還有一定困難。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全國經歷了一個物價普遍上漲的階段，但軍費增長卻相對滯后，這就造成部隊伙食水平無形下降。為了應對這種情況，習書記要求地方必須給部隊提供“四個一”，就是：一個好食堂，一塊好菜地，一個好飲水，一個好豬圈。要求一提出來，下面就抓緊去落實，隨后習書記就下基層去檢查落實情況，我們跟習書記去過連江縣，專門檢查“四個一”落實情況。
保障部隊的糧食供應是一項不容有失的工作，那時雖然各種糧食都能保證供應，但品種過于單一。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件事，是當時因為福建本地不生產黃豆，習書記專門批示要求糧食部門從外地調一批黃豆來供應部隊。隨后，習書記又專門要求我們調配了一批面粉，增加部隊假日的糧油供應，補充部隊需求。那段時間部隊確實面臨很多困難，習書記所提供的幫助非常及時。記得當時在福州軍地流傳很廣一句話：“軍隊在忍耐，人民要疼愛！”這句直白、簡單而又活潑的語言，說出了軍隊與人民和政府的魚水之情。
采訪組：請談談習近平同志在雙擁機構調整和整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建勇：習書記把為部隊服務的政府機構進行了整合。支前辦和雙擁辦職能相近，兩個辦公室就進行了合并。他認為，服務部隊的部門要有好的統一規劃。“多頭”服務保障看似眾星捧月，但軍隊的“小伙伴們”很多，有時候會出現溝通不暢、重復浪費的情況，軍隊遇到具體事情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顧此失彼，保障作用反而發揮不好。在習書記主導下，把很多涉軍部門整合到一套班子當中。當時我兼任支前辦、雙擁辦、海防辦的主任，還分管聯系交通戰備辦等幾個部門。這些部門的名字不同，功能也不盡相同，甚至所屬單位也不相同，比如雙擁辦是民政下面的、交通戰備辦是交通局下屬的，之前按理來說都可以不用互相通氣。把這些單位統一到市政府辦公廳下的一套班子里，由市政府副秘書長兼任主任，這樣各部門就能夠最充分地相互配合、整合資源，使工作流程大為縮短，協調工作也更加順暢。當然，這樣一來我們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為各項工作我們都要統籌起來抓。日常都要頻繁地去部隊收集情況、整理問題，回來向市委、市政府匯報。習書記每次都會針對問題進行研究，作出部署，我們再根據他的指示去落實。任何事情一旦交代下來，他是不會忘的。我們也不會等著他來督促，每周我們都會主動把進展情況向他反饋。
各機構在整合前，確實是各自為政、各干各的，人手不夠、力量分散，對部隊的服務往往流于形式。比如，過年過節或有什么活動期間，集中把專項資金花掉，給部隊買東西，辦些例行的事，就算萬事大吉了。但機構整合以后，所有涉軍部門形成一個功能健全的常態化機構，就有了很強的職能作用，能夠更加及時了解部隊的狀況，提供精準服務。
比如，剛才講到在物價上漲的時候，習書記專門為部隊調配黃豆、面粉、食用油，這是他發現問題而提出的舉措，很有針對性。而日常發揮長效作用的，則有賴于他所精心整合的機構和機制。物價上漲期間，我們主動為部隊提供糧油補貼，并且隨著物價上漲逐年提高。當時全市有40多個軍供點，在統一指揮下統一行動，常年保證部隊供應。
在經費方面，習書記也給予大力支持。當時，福州財政并不像今天這么好，還是比較緊張的。原來我們就是申請過節去慰問的經費，一般八一、春節等節日各拿出一些錢，一年幾十萬元經費，大部分花在這上面。習書記了解情況后，要求市政府領導研究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一些錢，拿出專項經費開展平時的工作。很快，市政府決定拿出100萬元，后面又加到200萬元。現在看這個數字不算多，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
采訪組：在軍轉干部安置問題上，習近平同志是怎么處理的？
梁建勇：對軍轉干部的安置，習書記都是親力親為。事實上，很多軍轉干部因為年齡原因，已經錯過了最好的就業時機，習書記就主張全市統籌，幾年就安置了500多名軍轉干部。僅1993年一年，全市就有10多位師、團級軍轉干部被安排到公安、交通、審計、安全、打擊走私辦等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
習書記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間，把擁軍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他反復強調，“我們的工作不僅要讓群眾滿意，也要讓部隊的同志滿意，這才算過關。我們對部隊如何支持，一定要打破常規來看，從大處著眼。我們不搞走過場，我們雙方的感情都是發自內心的。擁軍工作的成效絕非一日之功。我們軍地雙方的事情，歷來都辦得很痛快！”習書記所說的“痛快”這個詞非常直白，而且任何其他的詞都無法代替這個詞所表達的那種魚水之情、兄弟之情。
采訪組：請您給我們講一下習近平同志擁軍優撫的具體事例。
梁建勇：習書記考慮問題細致，一有時間就安排去部隊了解情況，遇到問題就當即解決掉。比如，有一次，我們跟他去駐在沿海高山的部隊調研，習書記到官兵們宿舍做客，伸手到戰士的床鋪上一摸，發現被褥比較潮，戰士們睡起來會很不舒服。他立即指示我們去買一批電熱毯送給部隊。
1991年初，某師某部隊從連江搬到福州。一個部隊搬遷到城市里，面臨很多具體問題。如果地方上不能有效配合，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很困難。習書記從各個方面做了周密準備，全力支持部隊搬遷工作，讓該師的師長非常感動。搬遷基本完成后，習書記于1992年11月帶了市里一批人去師部調研，發現師部門口的路未達到建設標準，比較窄，大的軍車通行和會車都有困難。習書記當即留下來開會，現場決定把路拓寬，并要求嚴格按照標準和工期進行施工。經過40多天緊張施工，新的江厝路于1993年元旦正式通車。看到習書記如此關心軍隊建設又如此雷厲風行，該師的師長和政委都很感激和欽佩。
1992年初，駐福建海軍某部要從寧德搬到福州來，這個搬遷的規模更大，同時帶來了400多位隨軍家屬安置、子女就學等問題，涉及3個區、30多個部門。部隊要搬進去的那個地點，還有很多人在里邊，涉及24家大小工廠和100家住戶遷出問題。此外，還有自來水增容、電力增容、征地等紛繁復雜的問題，涉及面非常廣。習書記把所有問題作了梳理，帶著市政府和3個區的領導及30多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主動去找該部開現場辦公會。習書記坐下來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搬遷到這里，肯定困難不少，你們有多少難處，請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全都倒出來！然后我一定每一粒都撿起來！”聽到這么敞亮的話，該部司令和部隊的同志們當時就眼前一亮。
現場辦公會梳理了部隊面臨的所有困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制定了解決問題的方案，提出了完成的期限。習書記最后說：“這件事情，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任務，每個部門都要以最高的效率完成。我現在把令旗給梁建勇，他負責落實。以后每周至少要來一次。”
當時福州戶口是非常難進的，一年機動的名額也就是兩三千個，這一次海軍來給了420個，前后幾年大約給了海軍1200個。習書記講，遇到這種事一定要帶著感情辦。后來，市里開會研究專門追加這一批戶口指標，解決了所有安置問題。還有煤氣開戶的問題，當時也比較困難。習書記交代一定要幫助海軍家庭解決指標問題，城建部門也很快落實了。關于部隊孩子讀書問題，習書記說，一定要把部隊的孩子們安排到好的學校，他們一直跟著父母顛沛流離，從小就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現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在習書記大力支持下，部隊搬遷進行得很順利，該部上上下下都非常滿意。該部司令后來動情地說：“我真是沒有想到，你們福州辦事的效率，一點也不比我們部隊打仗遜色！”
習書記無論走到哪里，對老干部都是非常關心的，同樣他對部隊老同志也非常關心。有一年夏天，一個部隊的老同志向他反映福州買不到綠豆。這本來是一句隨口帶過的話，但習書記卻記在了心里。后來他交代我們辦，從此我們就建立一個制度，給每位老干部每個夏天供應4斤綠豆。他同時還交代，很多老同志是從北方過來的，要想辦法調一些面粉給他們。
1993年1月，福州長樂國際機場開工前一天晚上，我們10點多在辦公室加班。習書記讓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們布置了一件事情：明天參加開工的老將軍們，你們要挨家挨戶地通知，讓他們把衣服穿得厚一點，因為海邊的風很大，容易著涼。我馬上組織人挨個兒打電話，接到通知的老同志都非常感動。
習書記經常利用周末時間和部隊首長交流，福州周邊的幾個部隊他都去過。有時候他打個電話就去了，有時候部隊首長過這邊來。我們一般都會陪同。跟部隊首長一起吃個便飯，聊聊天，談一談，所談的也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有哪些要求的事情還沒有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到位，習書記都會主動地詢問。這足以說明，他跟部隊的感情非常深。也是從那個時候起，福州地方和部隊之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現在，福州的軍地關系也非常融洽。
習書記一直非常重視優撫工作。他到每一個地方調研，都會注重優撫政策的落實情況，行程里都會有看望軍烈屬的安排。當時，福州市制定一系列優撫政策，給軍烈屬解決了生產生活上的很多實際困難。同時還撥出專項資金開展“五個一”幫扶工作，也就是戶種一畝果、養殖一畝水產、飼養一群禽畜、掌握一項技藝、一個勞力進鄉鎮企業。當時在福州的優撫對象中軍烈屬有19.5萬戶，占優撫對象的88.7%。過去優撫的補助是每月每人50元，習書記經過研究給加到100元。隨著物價上漲，補助金額也跟著增加。習書記指出：我們的很多問題，就是因為用過去的老政策管今天的新問題，這樣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冒出更多的新問題。原來的一些標準、做法，和今天的新情況已經不能完全適應了。適當作一些調整，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1994年1月19日，習書記帶領我們到晉安區慰問軍烈屬，路過新店鎮赤星村的時候，陪同的同志向習書記介紹說：這里一個村子住著解放福州時第一個帶領解放軍進城的地下交通員，叫黃嫩弟。習書記當即就決定去看看這位交通員。一行人驅車來到黃嫩弟的老屋前，那時老人家已經85歲了，和老伴住在村子里。習書記見到老人家，很親切地噓寒問暖，當問到子女的情況時，老人家情緒很低落，告訴習書記他的兒子已經去世了，還有兩個女兒也嫁出去了，不在一起生活。習書記又了解到，老兩口的身體也不太好，生活比較拮據。習書記當即把村鎮的干部叫過來，對他們說，黃老為福州城的解放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是有功之臣，我們各級政府有責任為他創造良好的生活條件。習書記當即決定把后面要發放的慰問品和慰問金留下先發給黃嫩弟老人。他讓人把黃嫩弟的女兒找來，還與他的女兒聊了一會兒。他囑咐說，平時如果有時間，一定多回來看看老人家，免得他們孤單，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孝道不能忘。后來，區鎮又做了一系列工作，把黃嫩弟列入優撫對象，老人家的生活情況逐漸好轉。
采訪組：福州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每逢人民有困難的時候，人民軍隊總會身先士卒，搶救人民生命財產。請您講一講習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間，駐福州部隊為人民作出的貢獻。
梁建勇：有句話說，“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市委、市政府對人民軍隊的擁護與支持，換來的是部隊對福州人民深厚的感情。在危難之際，人民子弟兵毫不猶豫地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
1992年7月7日，福州市發生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中洲島有100多戶群眾被困，因為水流湍急，沖鋒舟上不了島，而且一旦下水，救援人員大概率會犧牲。這個時候，從岸邊搭繩索向外轉移還需要一些時間，能立即對這些群眾施救的只有空軍的直升機。習書記當機立斷，指示我立即聯系駐榕空軍。我們立即上門聯系，空軍某部請示上級后調直升機飛過來，開始一批一批地把島上群眾轉移出來。這期間，繩索也搭好了，很快就把島上群眾全部順利轉移出來，沒有一個傷亡。救援結束后，習書記讓我們去好好慰問一下指戰員。
這場洪水把上游大量的雜草沖下來，堵塞了福州市東南水廠的全部進水口，導致供水中斷，危及群眾生活。當時唯一的辦法，是有人潛到幾米深的水下，將水草殘渣清理出來。但這個工作對非專業人員來說太危險，必須求助于專業潛水的戰士。習書記讓我們給海軍某部打電話求援，海軍立即派出十幾名潛水員，拉了幾車的裝備趕到現場。潛水員潛下去，把水草一點一點拔出來。因為操作空間小，又有一定的危險性，十分辛苦，因此一個小時就得換一個人，前后足足工作了一整天的時間。清理水草過程中，習書記囑咐我說：“水里太涼，體力消耗太大，你們去買一些高能量的食品給這些戰士吃。”在戰士們持續奮戰一天之后，入水口終于打通了。習書記又指示我：你一定要帶人帶著慰問品專門去部隊慰問一次，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這場洪水中，福州洪山的糧庫也是岌岌可危。當時，水馬上就要涌進糧庫，市領導正在調配力量趕往救急，但當時各方力量都在抗洪，一時難以調集出人手。就在這個時候，有整整兩卡車的解放軍戰士開到市政府大院，我跟著幾位市領導趕快下樓迎接，原來是駐連江某旅的解放軍戰士。領頭的軍官見到我們就說：“領導同志，我們知道福州現在被淹得很厲害，但我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救援，所以開到市政府來，請你們調遣！”當時，我感動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心里想：“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子弟兵啊！”我當時就站在翁福琳市長身邊，我看他也是被感動得直擦眼淚。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帶著兩卡車的戰士趕赴糧庫。出發前，習書記指示我們要給戰士們帶些吃的。我們當時也沒有現成的飯菜，于是抓了幾袋饅頭，放到車上就匆匆出發了。
從以上這三件事，可以看出部隊對福州人民飽含著真摯的感情。我相信這種感情是人民子弟兵與生俱來的，但也得益于習書記日常對雙擁工作的高度重視，與駐榕部隊的充分交往和交流。在習書記領導下，福州雙擁工作結出碩果，人民軍隊在福州人民需要的關鍵時刻，總是能夠更順暢地投入到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戰斗中來。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的詩作《軍民情?七律》流傳很廣。您能否講一講這首詩的來歷？
梁建勇：習書記的《軍民情?七律》這首詩是為了祝賀“全國擁軍優屬、擁政愛民工作會議”在福州召開而作的，并于1991年1月13日在《福州晚報》上發表。多年以后，我見到習書記的時候，還提起過這首詩。
2014年八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回到福建，接見了幾位當年從事雙擁工作的老同志。會見快結束時，我們準備往外走，我和他寒暄告別，那時我想到了《軍民情?七律》這首詩。我說：“總書記，回想起多年以前在您領導下的雙擁工作，我就想起您1991年寫的那首七律《軍民情》，今天讀來仍然蕩氣回腸。”習近平總書記說：“那首詩你還記得？”我說：“還記得。”他就對大家說：“那我請梁建勇把我當時的詩念一念。”于是我就讀了起來：“挽住云河洗天青，閩山閩水物華新。小梅正吐黃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馭南風冬亦暖，我臨東海情同深……”念到這里，習近平總書記很激動，接著大家一起念道：“難得舉城作一慶，愛我人民愛我軍。”話音一落，大家熱烈鼓起掌來。那個時刻，現場的氣氛非常溫暖人心。
習書記當年寫這首詩的時候，福州市正在召開全國雙擁模范城表彰大會。過了不久，全國要評選一批擁軍優屬模范，省、市一致推薦了他，而他極力要求大家不要選他當先進，因為他覺得他做的所有這些事，都是他的本職工作。但軍地雙方一致強烈要求他當擁軍優屬模范，我們相信這個“擁軍書記”不僅僅是一個榮譽，也是為歷史提供一個正確的認識，為后來者提供一個合格的榜樣。現在，這么多年過去了，習書記當年制定的很多雙擁政策，建立起來的牢固的雙擁工作基礎，以及福州人民和部隊之間深厚的感情，一直是福州一面不褪色的旗幟，并且至今依然高高飄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