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誰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歌手？

  2023年的答案可能是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人稱“霉霉”）。據美媒披露，僅去年一年她就賺了18.2億美元。

  2015年的答案可能是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當年他賺了1億美元。雖然那一年U2樂隊的收入是他的兩倍，但U2樂隊有4位成員。

  如果200多年前問同樣一個問題，答案很有可能是英國歌唱家比林頓夫人（Mrs.Billington）。根據她的傳記，1801年，她總共賺得1萬英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接近今天的100萬美元。

  為什么同樣是頂級歌手，收入差距會這么大？

  要回答這個問題，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比林頓夫人去世近60年后的1875年作出的分析值得參考。

  當時，電報已經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連接了起來。在分析電報給經濟帶來的變化時，馬歇爾說，技術將改變經濟的運行模式，也會改變人們的收入結構。“多虧了（電報）這樣的現代通信技術，已經處于支配地位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夠將自己富有建設性的才能運用到更廣泛的事業，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那些能夠運用電報技術的企業發展速度必將更快，也必然更為富有，他們和普通企業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他還預言：“未來，不是每個行業最聰明的人都能獲取暴利。唯有可以和技術掛鉤的人才行。……一個人靠歌聲能夠擁有的聽眾數量非常有限，因此，歌手們的獲利能力會受到限制。”

  在馬歇爾寫下這些話的兩年后，托馬斯·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這是世界上第一臺既能儲存又能重復播放人類聲音的機器。很快就有人意識到，留聲機可以將歌手的聲音錄制下來，然后出售。此后的事情幾乎復刻了馬歇爾對電報的描述——美妙的歌聲通過技術觸達全球市場，也占領了全球市場。

  新技術的出現深深地改變了歌手們的收入水平。

  一方面，當區域化擴展為全球化，市場規模變大了。作為當時英國最受歡迎的歌唱家，比林頓夫人幾乎每周都會在倫敦的歌劇院內進行現場表演，吸引了全歐洲的貴族和有錢人爭相購票前往。但即便如此，有幸現場聆聽她一展歌喉的人還是太少了。這與后來的歌手動輒銷售上億張唱片的規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方面，當技術通過更加便捷的方式，將優秀的歌手及其歌聲送到人們面前，人們的消費取向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優秀演出是稀缺的，大多數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一般的音樂廳或高級餐廳聆聽一般水平的演唱。但如果人們只需要打開留聲機就能聽到比林頓夫人的歌聲，誰還愿意為后者付費呢？

  就此，經濟學家舍溫·羅森（Sherwin Rosen）提出了“巨星經濟”的概念。他認為，技術使傳播變得更為高效，從而使財富形成了聚集效應。“想象一下，如果在1801年就有留聲機，比林頓夫人能賺得多少財富？”

  縱觀整個20世紀，從黑膠唱片到磁帶再到CD光盤，音樂界似乎都在遵循留聲機創造的經濟模式而運轉著。

  正是基于這些技術載體，埃爾頓·約翰才能賺取百倍于比林頓夫人的收入。1975年埃爾頓·約翰的《Greatest Hits》成為美國的最暢銷專輯，全球銷量超過2400萬張。1997年吉尼斯世界紀錄宣布埃爾頓·約翰的《Candle In The Wind 1997》為史上最暢銷單曲，在40天內售出超過3180萬張。直到2015年，埃爾頓·約翰憑一己之力賺了1億美元。這不僅是歌手個人價值的體現，也是技術賦予他的能力。

  但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隨著音頻文件（MP3）的出現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再次改變了人們的聽歌方式。人們不再需要出門去音像店選購光盤，只要按下播放鍵即可，甚至很多時候歌曲還是免費的。日益先進的傳播技術讓優質的音樂作品變得更加唾手可得。這一次，優秀音樂作品最后殘存的稀缺性被技術徹底擊碎，整個音樂行業的發展邏輯又一次被顛覆了。

  英國搖滾歌手大衛·鮑伊（David Bowie）頗有先見之明地警告自己的同行們，“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已經來臨”，“可復制的音樂會像水或電一樣平平無奇。做好到處巡回演唱的準備吧，或許這將是未來唯一無法復制的模式”。

  鮑伊似乎是對的。當唱片、單曲等被技術手段復制而進一步充斥市場，變成了消費者眼中的“尋常之物”時，音樂界再次進入了新的“體驗經濟”時代。消費者從對商品的購買轉向對獨一無二體驗的購買，依靠調音、混音等后期技術合成的歌曲足夠“完美”卻不夠獨特。

  這可能就是演唱會時隔多年后突然強勢回歸的主要原因，歌手的現場狀態、舞臺布景、節目設計、特邀嘉賓，乃至與臺下觀眾的互動，都成了消費者們追求的獨特經歷。

  當下的演唱會是在更廣闊的技術平臺上進行的。互聯網營銷可以快速地將演唱會消息廣而告之，便捷的交通可以讓全世界粉絲齊聚一個地方，其產生的帶動效應和經濟效益是巨大的。

  尤其是頂級歌手的全球巡演更是被全球文旅業稱為“行走的GDP”。以當下最能賺錢的霉霉為例。在線調查平臺QuestionPro估算，僅2023年一年，霉霉在美國各大城市的巡回演唱會就帶動了50億美元的消費支出。美國媒體評價說，“（其作用）甚至比聯邦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還要管用”。哈佛大學專門開設了課程探討霉霉的音樂魅力以及如何轉化為經濟動力；經濟學家們新造了一個叫作“霉霉經濟學（Taylornomics）”的單詞，研究其商業活動產生的經濟效應，對特定產品、服務或地區經濟的即時影響，以及粉絲的狂熱如何轉化為經濟活動等。

  從技術的角度看，比林頓夫人、埃爾頓·約翰、霉霉的成功，分別代表了3個不同的時代與3套不同的邏輯：在第一個時代，技術的存在感很弱。因為沒有技術加持，哪怕再優秀的人，能力也有邊界，這也使得競爭只能存在于極為有限的空間內，無論強者弱者都有一席之地。在第二個時代，技術開始主導改變。在技術的加持下，人的能力邊界被極大拓展，強者愈強，贏者通吃，弱者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在第三個時代，技術變成了平臺，在人們眼皮子底下“隱身”了。在技術平臺上，競爭的形態似乎回歸了最初的樣子，但競爭的方式更立體了、規模更大了、強度更高了，想當贏家更難了。

  技術對經濟的改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不可否認的是，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技術會導致個人能力的貶值，因而經常表現得不太友好。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新技術也提供了新機會，開辟了新藍海，而它希望你做的，只是跟上它的步伐，駕著它到新天地里搏殺。

  留聲機或許已經過時，但技術改變世界的能力從未消失。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肖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