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95年，諾貝爾獎創立時，中國正經歷著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130年來，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的屈指可數，這成為很多國人心中的一個痛。

2）我一直說，對于諾貝爾獎，我們要辯證看待。長期以來，諾貝爾三個自然科學領域的獎項——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涵蓋人類在這三大自然科學領域內的進步；但是，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長期以來都帶有鮮明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色彩，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偏好、政治傾向和外交立場，甚至成為西方國家干預其他國家內政的工具和抓手。此外，1968年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作用就是表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組織和參與評選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幾乎都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門徒”和“粉絲”，他們甚至可能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就是人類經濟學理論的全部，他們對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以外的經濟實踐和經濟學理論探索，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拒不承認的頑固。這幾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因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混亂和衰落，自身也日益缺乏解釋力、說服力和影響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無論授予哪些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哪些西方經濟學家，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現實困局。結果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越來越只能授予一些二流甚至是三流的西方經濟學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3）這幾天，正值2025年諾貝爾獎各項獎項公布之際，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將在10月4日公布。我可以斷言，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繼續忽視中國實踐和中國理論的背景下，今年無論哪幾個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人的理論貢獻和現實影響力從宏觀視角看都不值一提。過去四十多年，全世界最激動人心的經濟學實踐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其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理論成果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四十多年來，任何一種西方經濟學理論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相比，無論是影響力還是有效性，都顯得相形見絀。

4）瑞典皇家科學院主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帶有先天性的意識形態偏見。長期以來，那些深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影響的專家和學者等，想當然地幾乎只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尋找潛在的獲獎人選。他們對非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缺乏了解、更缺乏尊重，他們更缺乏一種學者對一切真理本應該擁有的開放心態。甚至，他們由于受到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方面尖銳對立的影響，他們還會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為“洪水猛獸”乃至“異端”，他們自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同樣抱有深深的偏見。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蘇東劇變更是強化了他們持有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才是全人類唯一正確的經濟學理論”的錯誤認知。

5）偉大的理論必然來自偉大的實踐。既然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是過去四十多年來全人類發生的最偉大經濟實踐，那么，過去四十多年全人類最偉大的經濟學理論必須構建在這一偉大實踐的基礎之上。任何其他經濟學理論，固然有其部分積極價值，但相對于構建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都顯得重要性不足。

6）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主導和參與評選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那些人，能夠睜開長期以來他們被意識形態偏見和學術固執所蒙蔽的雙眼，能夠客觀、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至少值五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7）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了市場和計劃歷史上的“二元對立”問題，這完全配得上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中國成功實施改革開放之前，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還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看待市場和計劃這兩種資源配置方式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二者的共同錯誤在于，都將市場和計劃這兩種資源配置手段誤認為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最終形成了“資本主義只能要市場、社會主義只能要計劃的錯誤認知。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市場和計劃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并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這一理論突破現在看起來再尋常不過，但是，在三十四年前，這卻是一種驚人的思想大解放。也正是因為突破了這一思想誤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真正得以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才徹底擺脫了傳統意識形態的理論桎梏，才開始在實事求是原則的指引下跋山涉水，迎來了日漸開闊的局面。

8）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概念，這同樣值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資本主義從誕生之初，就有擺脫封建王權束縛的強烈需求，這導致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強烈反對政府干預，最后，這一政治偏好轉變成了鼓吹市場萬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在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后，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和破壞性顯露無疑，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登上歷史舞臺，這一理論不僅幫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了“大蕭條”的困境，也在戰后創造了一段不短的繁榮期。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聲名掃地，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登上了大雅之堂，尤其是在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的吹捧下，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最新、最時髦的經濟學理論旗手。我們可以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是哈耶克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資產階級的贊助下，為資本主義續命的理論之作。哈耶克在鼓吹極端個人自由、反對政府管制方面，看似代表了全體民眾的利益，實際上他依然是大資產階級在主張極端個人自由、反對政府管制方面的代言人。現在，很多人看了哈耶克的只言片語就覺得“甚合吾意”，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膚淺、非常幼稚的看法。哈耶克鼓吹的極端個人自由，絕對不是屬于全體民眾的自由，而是僅屬于大資產階級的自由。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只有被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的自由，而沒有實質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恰恰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中國人提出，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眾多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的情況，進而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前瞻性、戰略性和引導性作用。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大規模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為扶持眾多新興產業發展加強規劃和引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天，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光伏和風力發電等方面取得了全球領先的成績，這跟中國不斷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密不可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資產階級那種不要任何政府管制、只要大資產階級為所欲為的訴求，是一種非常自私的、非常狹隘的想法，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大資產階級可以富可敵國，但是，整個國家卻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經濟脫實向虛等問題，最終，由于社會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粹主義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沉渣泛起，甚至有朝著法西斯主義轉變的風險。

9）第三，中國在脫貧攻堅方面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成果，同樣值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改革開放以來，數億中國人歷史性地擺脫了貧困狀態，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減貧實踐。中國在實施脫貧攻堅戰略時，發揮了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并調動全社會廣泛參與，在經濟不斷發展和政治保障有力的基礎上，中國的減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10）此外，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兩山理論”等，同樣各自都值得獲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長期以來，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其實主要是西方經濟學家，更準確地說，他們是研究和信奉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專家。由于蘇聯和中東歐的社會主義探索失敗，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其優越性的發揮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對基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總結偉大的經濟學理論，缺乏信心、缺乏自覺。他們不僅缺乏自信，甚至還會錯誤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就是“全盤西化”；或者，當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與他們熟悉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出現矛盾和沖突時，他們不是與時俱進，調整自己的認知和觀念，而是固執地認為，“是中國錯了”。說到底，這就是西方思想殖民在經濟學理論領域的具體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做了部分理論總結，為后發國家基于本國資源稟賦，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之路，提供了基于中國經驗的借鑒和參考。這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級別的理論貢獻。

今天，中國社會對于思想殖民的根源和危害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社會科學的從業者，從迷信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到迷信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的記者等，都需要主動完成對思想殖民的“戒毒療程”。

不管主導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的那些人是否有眼光、有心胸、有格局真正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中國人，這都無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偉大性。

與此同時，如果主導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的那些人繼續抱殘守缺，讓這個獎項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自娛自樂的“后花園”和“自留地”，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恥辱和損失，跟中國無關。

中國國內那些“奧地利學派”的徒子徒孫、那些哈耶克的“粉絲”，如果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座“金山”卻視而不見，繼續可憐地、執著地“言必稱西方”，他們只會把自己活成西方思想殖民影響下的“癮君子”，他們只會把自己活成歷史和時代的笑話。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